文革中的权力与情感：江青与毛主席第一家庭的恩怨纠葛
史事忆说：毛主席晚年健康因素——主妇搅得第一家庭不安宁
金岷彬
（一）1966-07-26江青在北京大学万人大会上亮相讲话，把家庭矛盾端出来
民间知道江青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的身份，是看到北京大学油印传单广泛流传。1966-07-26晚，江青在北大的万人大会上讲话，这是江青第一次在群众场合，以中央首长的身份公开讲话。
不妨，借用京剧中的术语，将这种首次登上舞台，展现在观众眼前的情形，称之为“亮相”。
北大传单流传到西安，比官方报纸上对江青的文革官衔报道早得多。具体的社会实况表现在，西安的大学生们在1966-08-15前后，公开刷大标语“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广大工人贫下中农不理解“造反”的文革含义，纷纷起来质问学生们——造誰的反，造共产党的反吗？造反是反革命！当学生们解释，造反，是江青同志传达和支持的。又问：江青是谁？ 于是逐渐知道了，江青就是毛主席夫人，是中央文革的第一副组长。正是这种对党中央毛主席的绝对崇拜与相信，全国臣民完全相信了江青在北大亮相讲话。并且通过翻刻和印刷传单的方式，广泛宣传江青的亮相讲话，这比官方报纸对江青官衔的报道，有很大的提前量，有很大的舆论威力。
回顾江青在北大的初次亮相及其发表的演讲。在演讲中，江青提及了一名北大的学生，名叫张少华。张承先：工作组重用的工具。由说起张少华的话头，提到张少华自称是“毛主席的儿媳妇”；江青马上说，“我们家不承认这个儿媳妇！”。并且，江青把说话的矛头，转向张少华的母亲，和张少华的姐姐刘松林。文革的初起时期，广大臣民们对毛主席夫人，是绝对地崇敬和相信，对于江青亮相时的讲话，并没有在意她谩骂了三个女性。
文革的流程里，江青的飞扬跋扈，轻率言行引起了广泛的反感。于是大家回过神来，琢磨着江青第一次亮相的讲话。现在都知道了，江青骂的张少华，就是毛岸青夫人邵华；刘松林，则是毛岸英烈士的遗孀 刘思齐：江青在第一次亮相讲话里，就骂两个儿媳妇，把第一家庭的内部纠葛与矛盾，突兀地摆在一无所知的老百姓们面前。显然，毛主席的第一家庭内部，不会有安宁的日子。第一家庭的纠纷矛盾，显然，极端不利毛主席的心理状态，和身体健康。
江青在文革里的恶劣表现和恶劣作用，终于在1976的丙辰清明节，全国广大民众在悼念周恩来总理时，也特别地悼念杨开慧烈士。悼念杨开慧烈士，无疑是在搧江青的耳光。
（二）转载文革时期北大人的文字资料，江青在北大亮相的存文
然而，这恐怕是难以想象的！在1966年7月25日与26日，北大东操场见证了万人“辩论大会”的召开，实为“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宣布，刘、邓及北京新市委所派工作组进入学校，并指认他们“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康生压制不同意见的凶相、江青纵容北大附中 “红旗”“红卫兵”殴打工作组组长张承先的蛮横已经让我们开了眼界，而江的演讲则彻底颠覆了我们的认知，相信在场的上万听众绝大多数都被惊呆了！
江提出，她将就张承先工作组的组织路线问题进行一番讨论。她指出，张承先等人提拔了一位名叫张少华的学生，而张少华的母亲，张文秋，在延安时期便以女流氓著称。她还提到，这对母女曾将照看毛岸青的护士驱逐出境，张少华更是自诩为主席的儿媳，“已与他结为连理！”“我们并不认可你作为儿媳妇的身份！”江愤怒得几乎说不出话来，显然是想借此激发众人的公愤，以期达到情绪高涨的效果。她提高音量，指责张少华母女“将阶级斗争引入了主席的家中！”然而，在场的北大学子们虽然感到震惊，却并未产生共鸣。
江续言道：郝斌，历史系现代史支部的书记，也成为了张承先工作组的热心成员！然而，这位同志在乡下进行社教活动两个月便一筹莫展，竟与地主右派有所勾结。李讷对他及他人提出了批评。前市委派遣人员对李讷进行攻击，这便是前北京市委的反攻倒算！李讷毕业后，我让她进行自我批评，并向郝斌阐明情况。郝斌态度傲慢，甚至在李讷进行检讨时也不予理睬。有人指责我的孩子态度不佳。我容忍了这件事好几年。” 在演讲过程中，情绪愈发激动，以至于泣不成声，不禁掏出手绢擦拭眼角泪水。然而，这背后所蕴含的，是婆婆对儿媳的怨气，是母亲对女儿的偏爱。
“革命者与我们同行，不革命者，请退下！”此话激起了我们的斗志。今夜，是她首次在万人大会上发表演讲，气氛紧张，但实际内容却让人倍感失望。我不禁质疑：您此行是来指导我们进行一场伟大、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还是来发泄个人恩怨？那一夜，我辗转反侧，心中充满忧虑。想象中的这位端庄典雅的第一夫人，应当具备“母仪天下”的气度。然而，她的这些行为，我们又怎能与之“共鸣”？接下来的日子里，这些阴影始终挥之不去。
（三）杨银禄文摘
江青的亲情世界
毛岸英、毛岸青、李敏、李讷、毛远新
作者：杨银禄
江青与毛岸英、毛岸青关系密切。
江青的童年孤寂，铸就了她个性鲜明、独立自主的思想观念，以及一种对他人冷漠的奇异性格。在家庭里，她鲜有亲密的家人；在工作中，她缺少真挚的朋友；在人际交往中，她亦难觅知音。即便与子女相处，也常常显得关系紧张。
毛岸英，毛泽东与杨开慧之子，深得父亲宠爱，然其童年却颇为艰辛，曾与母亲共度国民党监牢之苦。母亲英勇就义后，毛岸英与胞弟毛岸青相依为命，靠卖报、拾荒度日。在党的地下组织的悉心关怀下，他们历经磨难，终得以重返父亲身边，继而又赴苏联深造。
1946年春，毛岸英在完成莫斯科大学学业后返回延安。某日下午，他来到毛家坪，向父亲报告留学期间的学习经历。毛泽东听后欣喜地表示：“你在苏联获得了大学学位，所学多为理论，尚显不足。你应再就读‘劳动大学’，那里你能学到书本之外的真知。你愿意去吗？”“当然愿意。”毛岸英立刻回应。离别前，毛泽东亲自为他穿上自己修补过的灰布衣服，并反复叮嘱他在农村生活时与农民共餐、共住、共劳作，虚心向他们学习。毛岸英遵从父亲的教诲，携带小米、菜籽和被褥前往“劳动大学”。在农村，他积极投身劳动，从事施肥、耕作、除草、灌溉和收割等工作，遇到不懂的便会诚恳地向农民请教。毛岸英的“劳动大学”学习生活结束时，他的背影因日晒变得黝黑。毛泽东听闻儿子的成长经历后，十分欣慰。
毛岸英，一位既深谙父训又充满斗志的优秀青年，随后投身工厂劳动。解放后，他在北京机器总厂担任党支部副书记，怀揣壮志，意气风发，立志成就一番伟业。朝鲜战争的爆发让他无法平静，他毅然决然递交了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申请。恰逢彭德怀将军前往北京向毛泽东汇报志愿军总部组建事宜，毛泽东便将毛岸英托付给彭德怀，命他带领岸英前往朝鲜，接受战火的洗礼。就这样，毛岸英离开了养育他的祖国与深敬的父亲，此行后再无归期。1950年11月25日，志愿军在第二战役的首日遭遇美机轰炸总部，毛岸英不幸英勇牺牲。
江青与毛岸英之间相差仅仅七岁，然而自江青踏入毛氏家门，两人之间的关系便变得紧张。江青曾向我们透露：“主席最疼爱的孩子无疑是岸英，对此我并无异议。毕竟，父亲疼爱子女乃天经地义之事。然而，岸英自视甚高，总认为自己有文化、有知识，对我却全然不放在眼里，性情急躁，时常与我发生争执。我虽年长他数岁，但从辈分上讲，我仍是他继母。每当争执发生，主席总是责备于我，而纵容他，这让他对我愈发肆无忌惮，对我更加不敬。有时，我们相遇时，他甚至懒得开口，扭头就走。唉，人已不在，提他又有何用？那些不愉快的往事，本不想提及，却又情不自禁地与你们这些晚辈分享，实在是不必如此。”
江青讨厌毛岸英是不足为奇的：一是因为岸英不是她亲生的；二是毛泽东喜欢岸英，江青嫉妒；三是根据中国的文化传统，长子在家庭中的身份和地位特殊，这对江青野心的发展，是一种障碍和威胁。
毛岸英、刘思齐
在投身朝鲜战场的前夜，毛岸英与刘松林喜结连理，不久后，刘松林在军队中找到了一份令她满意的工作。两人感情笃厚，生活过得美满幸福。然而，江青与刘松林的关系却相当恶劣，刘松林曾表示，江青自始至终对她抱持着“轻蔑、嘲讽、侮辱”的态度。
毛岸英在朝鲜战场上牺牲，毛泽东失去了亲爱的儿子，难过地掉下了眼泪，江青口中却经常哼着小曲子。刘松林说，岸英之死使江青感到“无限的狂喜”。毛岸英的葬礼，江青没有参加。而且，江青慢慢地对刘松林施加各种压力，逼她搬出中南海。后来，江青又没收了刘松林进出中南海大院的通行证。
刘松林听到毛泽东和江青争论她的前途问题。江青坚持取消给刘松林的生活补贴，毛泽东愤怒地对江青说：“只要我有一口气，我就要照顾刘松林。”毛泽东和刘松林谈话，抱怨江青的唠唠叨叨，抱怨她对毛岸英没有感情。他气愤地来回踱步，走到书架前，取出一本古书，给松林读了一篇描写树木河流的浪漫的散文：“树老了，落叶飘零，慢慢地倒下死去；旁边长期陪伴着它的河流，为大树的死去黯然神伤，慢慢地停滞了，干涸了。”毛泽东告诉松林，江青对这个家的感情，还不如河流对大树的感情。毛岸英对江青冷酷的心，非常反感。岸英赴朝参战前夕对刘松林说：“我走了，你出院后，每个礼拜六要去看看爸爸，不要我不在你就不去了。”
岸英对刘松林续道：“江青一心只想着自己，对岸青却毫无关照，她对我父亲并无情义。我曾在气头上责骂她，告诉她，既然你对我父亲并无爱意，那便离去便是，何必在此纠缠不休。你也得留个心眼，她是个极记仇的人……”
最令江青感到不悦的，莫过于毛岸青。岸青曾遭受头部重创，导致大脑受损，心理状况长期不佳。毛岸英在朝鲜的英勇牺牲，对岸青的精神构成了沉重的打击，1951年秋季，他甚至爆发了一次严重的精神分裂症。彼时，岸青在中央马列研究所任职，于办公室内与人争执，情绪失控。父亲将他召至中南海，试图开导他，以期平复情绪，恢复精神。然而，江青却对岸青怒目而视，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斥责，并将他关押于一室之中。岸青的病情因此愈发恶化。
随后，岸青被转至大连的一家医院接受治疗。在此期间，他邂逅了一位姓徐的护士，并对其心生情愫。江青对此感到极度不满，坚决反对岸青的恋情。于是，江青提出将岸青送往苏联疗养。在莫斯科，岸青再次坠入爱河，爱上了另一位苏联护士。这次，江青的态度出人意料地转变，竟建议岸青与那位苏联护士结为连理。其目的在于让岸青在苏联定居，从而避免再起风波，消除心头之患。出人意料的是，江青这位向来节俭至极的人，竟然将项链和衣料作为礼物，送至莫斯科，赠予那位未来的新娘。然而，这段姻缘最终并未修成正果。
邵华、毛岸青与毛泽东中南海合影
江青听闻岸青与刘松林的妹妹邵华坠入爱河，宛如晴天霹雳，坚决反对。她随即对岸青寄往中南海的信件进行严格控制，扣留了许多，甚至焚烧了一部分。毛泽东察觉此事，便写信给岸青，叮嘱：“你写给我的信，无需他人转递，最好由松林、邵华或李敏直接转交给我。”此处毛泽东所指的“他人”，显然是指江青。在毛泽东的鼎力支持下，岸青与邵华最终走到了一起。然而，此事后江青数年未曾与岸青交谈。
江青阻止、反对岸青与邵华的婚事是显而易见的，她是怕他们结婚后会在毛家增强“杨开慧的势力”。江青这种怀疑使家中本来紧张的关系又进一步恶化。
江青与李敏
李敏，诞生于1937年隆冬的陕西延安，系贺子珍所出。翌年，她随母亲贺子珍远赴莫斯科，开始了新的生活。然而，次年德国对苏联的入侵，使得她们母女的生活陷入了极大的困境。到了1949年春夏之交，李敏在母亲的陪伴下，踏上了归国的旅程，暂居于沈阳。同年，在姨母贺怡的引领下，她终于得以重返父亲的怀抱，回到了毛泽东的身边。
李敏、孔令华及毛泽东
李敏的青春岁月，留在了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校园里。历经数年的勤学苦练，她成功考入了北师大。随着年岁的增长，她与原炮兵副司令员孔从洲之子孔令华喜结连理。婚后一年，李敏诞下一名男婴，取名为孔继宁。毛主席对这位可爱的小外孙尤为喜爱，时常抱在怀中，亲昵地抚摸。然而，江青对李敏一家却态度冷淡，时常因生活中的琐事寻衅生非。经过深思熟虑，李敏向父亲提出搬离中南海的请求。毛主席虽不愿让他们太过遥远，但在李敏和孔令华商议后，他们先迁至中南海内一处较为隐蔽的平房居住。然而，江青依旧不断制造麻烦。无奈之下，李敏、孔令华带着孩子搬离了中南海。此后，按照江青的指令，他们出入中南海的证件被收回，从此，李敏想要重返中南海变得愈发艰难。
据彬子编的《毛泽东的感情世界》一书记载：“‘文革'初期，李敏在国防科委院校局工作，孔令华在北京航空学院任助教。李敏虽读过父亲的《我的一张大字报》，但对这场运动并不理解。她对‘造反派'说：‘人各有志，你们造反未必我也要造反，不造反就有罪，这是什么道理？'于是，有些人就把矛头指向李敏，开她的批斗会，进而将她关押五个月之久，教育战线在运动中首当其冲，深受破坏。被江青封为‘四大学生领袖'之一的韩爱晶，说李敏不是江青生的，孔令华是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扬言一定把他们从毛主席身边挖掉。韩爱晶在大闹北航的同时，还把手伸向国防科委机关，将在长征途中打断一条腿的钟赤兵副主任拉到北航大会批斗。李敏、孔令华觉得这是江青一伙在捣鬼，决定去中南海向毛主席汇报。”
“历经曲折，李敏终于抵达了毛泽东的住所。不料，刚踏入门槛，便偶遇了江青。正值得意的江青，瞥见李敏后，便毫不掩饰地嘲讽道：‘这个小保皇分子，怎么又回来了？如今正是运动时期，你来这里，是想探听些什么吗？’”
“江青挖苦李敏的话，毛泽东听得真切，他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向门口，招呼李敏说：‘当小保皇有什么关系。回来摸底光明正大，搞运动不准女儿见父亲，岂有此理！'他把李敏拉到屋里，仔细听取了李敏反映的情况。他对批斗钟赤兵的行为明确表示反对，说：‘钟赤兵是好人，是打仗出来的，是有功的。'并要求李敏回去传达。这话后来有效地保护了钟赤兵。”
“从毛泽东患病到去世，李敏总共才见了爸爸三次面。第一次是她在孔令华所在部队的驻地接到毛远新打来的长途电话，说毛泽东病重，让李敏去看他。等李敏赶回来去见爸爸时，江青只让她看一眼，就让她走，说：‘主席抢救过来了，好多了，你去吧。'李敏不肯走，说：‘这时候我要守候在爸爸身旁。'”
“‘留在此处，主席一旦有变，你能承担后果吗？’江青的话语中透露出严寒和坚定。‘若你继续如此，今后便不再准你探访。’”
李敏固执地不愿离开，她的怒气冲冲：“难道我爸爸还需要向你让步吗？”
“果不其然，自那以后，李敏便再未收到过父亲的消息，也无人向她透露毛主席的健康状况。她曾尝试前往中南海门前，恳请得以面见，却终究未能获准。”
“第二次见到父亲，是在李敏浏览一份中央文件，得知了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后。她毅然决然，迫不及待地来到中南海门前，请求觐见。这一次，她终于如愿以偿，得以见到了父亲。那时，毛泽东卧病在床，疾病无情地侵蚀着他的身体，使他面容憔悴，声音低沉，然而他的神智却依旧清醒。李敏站在床边，父亲紧握着她的手，温柔地说道：‘娇娇，你来探望我了。’”
“李敏点点头。”
数日之后，李敏接到了中央办公厅的电话，通知她前去看望毛泽东。一辆中办派出的专车将她载入了中南海的深处。她心中以为父亲病情已有所好转，岂料事实竟是完全相反——父亲已驾鹤西去，那曾经为他提供呼吸支持的氧气罩也已悄然撤去，李敏不禁悲痛欲绝，放声大哭。
“父亲离我们而去，李敏恳切地请求得以守灵，但江青并未应允。无奈之下，她只得连续数日耐心排队，融入首都众多瞻仰毛泽东遗容的人群之中，步入父亲的灵堂，肃穆地站立，向父亲作最后的告别。”
我对彬子的描述已进行过周密核实，其内容相当真实。
1971年8月初，江青于青岛暂得休憩。某日，她邂逅李敏，便向我言道：“李敏这孩子看似温文尔雅，对我恭谨有加，言辞不多，实则颇有心机。我曾在她站队问题上予以批评，她非但不服，反而向主席告我之状。国防科委中，钟赤兵乃一高级干部，此人对我怀恨在心，且对中央文革持反对态度，李敏却偏要庇护他，甚至劝说主席保他。此举分明是对我之挑衅！我斥她为小保皇派，她依仗主席之庇护，竟敢对我横眉冷对，真乃桀骜不驯！孔令华亦不听我言，局面愈发棘手。我们这个家庭情形错综复杂，我与主席家人相处颇为不易。李敏便是其中一例。”
江青与李讷
李讷，出生于1940年8月3日的延安，乃江青所出。江青曾多次向工作人员表达她的看法：“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应当全心全意投入工作，而不应涉及生育之事，生育乃党外人士之职责。我诞下李讷，实为一次失误。在她尚未降生之时，我便已心生不悦，然主席钟爱幼童，我亦无奈，只得将她抚养成人。”
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迁徙不定，生活条件极为艰辛。李讷在六七岁之时，尚无法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只得依靠保育员的指导学习认字。直至抵达西柏坡，她才得以步入小学的课堂。迁往京城后，她转入万寿路育英小学，插班就读四年级。李讷聪颖过人，勤奋好学，成绩斐然。1953年，她顺利考入了北师大附属女子中学；1959年，她又以优异的成绩，进入了北京大学历史系。然而，在1960年那个艰难的岁月里，由于营养不足，她的全身出现了浮肿症状，不幸病倒。为了恢复健康，她在1961年休学了一年。直到1965年，她才终于完成了大学学业。
1965年，李讷被分配至解放军报社担任编辑，次年便荣升为该社的总编，彼时她年仅26岁——需补充的是，李讷当时担任的是《解放军报》总编领导小组的组长。在那个“文革”动乱时期，政治斗争的激烈与复杂程度可见一斑，《解放军报》作为军队内的党报，其地位尤为关键。一个初涉世事的年轻人肩负起如此重任，既要应对繁忙的工作，又要投身于政治斗争的漩涡，协调各方关系，同时还要迎合江青的特殊需求，其面临的挑战之艰巨，不难想象。李讷的精神压力巨大，健康状况急转直下，食欲锐减，即便每晚服用大量安眠药，依旧难以安然入睡。
毛泽东、江青、李讷在延安
“肖力啊，我固然可以叫‘小杨’，但你却不该如此，他比你年长两岁啊。”自此，她时而以“杨大哥”相称，时而唤作“银禄同志”，又或是“老杨”。
李讷体态羸弱，神经亦显衰颓，轻微活动便汗出如浆，且时常流露出一副焦躁不安的神情。
“请进。”她的通话时长不一，短则十分钟，长则一个多小时。有时一个夜晚（江青习惯夜间办公，实则睡觉时间为白天），她甚至会进入四五次，电话铃声此起彼伏，使得我也开始出现神经衰弱的症状，不得不依赖安眠药。尽管我嘴上不便直言，但内心却倍感烦恼。
此后，我毅然决然地向汪东兴提出，希望为李讷安排一部电话，并协助将她所住的宿舍从一楼搬迁至二楼。汪东兴迅速应允，并亲自负责与她沟通，确保她能够顺利迁往二楼居住。
李讷欣然同意了搬迁的事宜。为此，我们着手为她清理房间、布置家具，并安装电话设备。在此期间，我们邀请她暂作停留。丰泽园居住。
李讷离去后，我们抓紧时机，趁江青前往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之际，迅速将李讷的居所打扫整洁，布置好家具，并完成了搬家事宜。我特意派人前往中南海，将新居的钥匙亲手交到她手中。遗憾的是，我在安排上考虑不周全，本应先为她安装电话，再交付钥匙。
过了两天，李讷打电话问我：“是不是你找汪叔叔叫我搬的家呀？”我回答：“是我。”“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不是讨厌我？叫我离你远一点？”李讷又问。我解释说：“不是的，我为了你好。二层只有江青同志和你二人居住，比较安静，你身体不好，睡眠很差，楼下人多，影响你休息。”李讷说：“我明白了，看来你的心还是蛮好的，谢谢你的好意。”我以为她真的理解了我的意思，就心平气和地说：“你最近几天能不能回来一下，请你来看看家具布置得合适不合适？电话安装在什么位置？”
这时，李讷火冒三丈地说：“你现在就给我安电话，我回去就用。”我耐心地说：“门钥匙在你手里，开不了门，怎么安装电话呢？要不我派人到你那里去取钥匙。”她一听火气更大了，不讲理地说：“钥匙我不给，门我不开，锁不能搞坏，你今天就得给我安上，这是我的命令。”
1966年8月18日李讷陪同父亲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
“文化大革命”风云变幻，加之各种压力，李讷的性格、对我们工作人员的态度也发生了戏剧性变化。我第一次听到她说出这样不讲道理的话来。我毫不客气地说：“肖力同志，你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后代，你现在也是一位高级干部，怎么失态不讲道理了呢？咱们是同龄人，你怎么不尊重别人了呢？”她停顿了一会儿说：“我不讲理了，你看怎么办？”我说：“如果你再不讲道理的话，我就想办法报告主席。”她说：“别，别报告我爸。”我看她的态度软下来了，就心平气和地说：“算了，算了，在你方便的时候请你来一下，好尽快把电话安上。”她答应说：“那好吧。我刚才对你态度不好，请你不要生气，我是心情不好，对不起了。”
李讷的无理我并不怪她。我理解她当时的处境：工作多，压力大，江青不但没有给她更多的母爱，还经常叫她这样做、那样做，她的精神几乎到了崩溃边缘。况且，她那时已29周岁了，还没有男朋友，江青对她的婚姻关心不够。由于江青疑心较大，反复无常，谁敢给她的女儿介绍对象呢？人们对她都是虚与委蛇，敷衍应付，敬而远之，李讷的苦恼是可想而知的。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母亲的江青不是关心女儿李讷的身体健康，而是如何控制更多的权力。在她的建议下，李讷先后担任过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中共北京市平谷县委书记、北京市委书记等职务。
1970年下半年，李讷神经衰弱得非常厉害，身体几乎垮了。中央办公厅领导建议并经毛泽东和江青同意，李讷到了江西进贤县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一面休息，一面适当参加劳动锻炼，以松弛神经、促进睡眠、增加食欲、增强体质。
中办五七学校的不少学员都认识李讷，对她很客气、很关心，连队的领导对她也很照顾。但李讷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同大家一起劳动、吃饭、休息，泼泼辣辣，干活不惜体力，不怕脏，不怕累，经常满脸汗水，浑身是泥。她与领导和同事的关系搞得很好，受到了各方面的好评。几个月后，李讷的神经衰弱大大减轻，睡觉好了，吃饭香了，体质明显增强。
1970年，李讷随中央办公厅下放江西进贤“五七”干校
1971年上半年的一天，毛泽东和江青接到中办五七学校校长——毛远新的姐夫曹全夫（毛远志的丈夫）的来信，说李讷在五七学校一切都好，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并在五七学校找了一个男朋友，叫小徐，是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的服务员，也在五七学校劳动锻炼，该同志身体健康，精明能干，政治可靠，年龄比李讷小一些，其父是山海关车站的扳道工。小徐的出身没有任何问题，本人情况比较好，现在他俩感情很好，如果主席和江青同志同意的话，他们近期就可以登记结婚。
毛主席在信上批示：孩子的婚姻由孩子自己决定，我们不宜干涉。江青看了信以后，闭目不语。因为主席已经明确地表态，即使江青不同意，她也不好提出相左的意见。信在办公室放了好几天，江青迟迟不表态。
有一天，汪东兴给我打电话，问：“曹全夫同志写给主席和江青同志的信你给江青同志看了没有？江青同志批了没有？江西那里还等着意见呢。”我说：“早就给江青同志看了，还没有批示。”汪东兴说：“你在她精神好的时候提醒她批一下。”我说：“好，我马上就去提醒。”
我到了江青的办公室，她正在看文件。由于晚上的觉睡得不错，没有表现出烦躁不安的样子。我问：“江青同志，曹全夫同志的信你批了没有？汪东兴同志来电话说，李讷还等着回音呢。”这时，江青用力将手中的文件摔在茶几上，生气地说：“这个李讷呀，对于婚姻大事如此轻率，找男朋友也不事先和我们商量，征求老人的意见，就自作主张，儿大不由爷呀！真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呀，随她去吧。”说完，拿起笔来，在她的名字上画了个圈。
放下笔，用力把信扔给我并问道：“小杨，你认识这个叫小徐的吗？他的情况怎样？你知道的话告诉我，如果知情不报，你就是犯了欺君之罪！你告诉我。”我说：“我不认识他，我对他的情况一点也不知道。曹全夫同志是中办五七学校的校长，他介绍的情况是代表组织的，应该相信他的话。”
“对，曹全夫同志既是校长，又是我们的亲戚，正因为我相信他的话，才觉得这个人和李讷不般配，两个家庭的情况相差甚远，他们两个人的文化程度相差甚远，职务地位也相差甚远，我不相信他们俩有什么共同语言，能生活到白头偕老。你说呢？”江青问道。
我说：“两个人的感情好比什么都好。当然，江青同志的意见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要达到两全其美也是很难的。心想事成只是一种愿望，在实际生活中是很难实现的。”
“不，不是有一定道理，是完全正确的，不信，你等着瞧，不出问题才不正常呢。”江青不高兴地说。
我想：哪有当母亲的盼着孩子婚姻出问题的呢？
一周后，李讷和小徐高高兴兴地登记结婚了。结婚仪式非常简单，双方的家长也没参加。结婚那天，毛泽东派人给李讷和小徐带去一套《马恩全集》作为结婚纪念品。婚礼仪式是曹全夫操办的，请食堂做了两桌便饭，五七学校的几位领导参加，吃了几粒糖，吸了几支烟，就算结婚了，非常简朴。
恩爱的小夫妻结婚后回北京度蜜月，住在丰泽园。可能是从南方回到北京不能很快适应气候变化，加上尚不习惯婚后的生活，李讷经常感冒发烧。江青找茬说小徐身体有毛病，不然为什么李讷老发烧，命令小徐到医院检查身体。检查的结果是没什么大毛病。
树欲静而风不止。两人的婚姻并未向好的方向发展。有一天，江青到中南海看望李讷和小徐。江青听人说过小徐的字写得不错，就检查小徐的笔记本，看看他的字到底如何。刚开始还夸他字写得的确不错，后来发现小徐的笔记本上记有中南海和钓鱼台的几个电话号码（作为毛主席的女婿，为了联系方便记几个电话号码是很正常的），多疑的江青回到钓鱼台后大做文章。
江青说：“他这是想干什么？我看他像一个特务，不然他写那么多电话号码有什么用，应该叫他立即离开中南海，也不准他到钓鱼台来，叫他离主席和我远远的，我不想再见到他。”
我为小徐开脱说：“记几个电话号码不能说明什么，为了联系方便，不少人都有一个电话号码本。如果你对他不放心的话，是不是通过组织跟他谈谈。可以告诉他，怕电话号码泄密，只要用心记，不要用笔记，叫他保密。李讷与小徐结婚不久，他们俩的感情不错，如果在这个时候把他俩分开，恐怕不太合适。如果你认为小徐有问题，还是以教育为主，做做思想工作，动不动就采取组织措施，往往效果不好。”
那时，我认为江青十分爱她女儿，小徐是她的姑爷，我替他说说情，江青也就放过他了。我没有料到，江青对我的话不但不参考，反而大发雷霆，她大声训斥道：
“你是我们家的一个小小的职员，你没有任何发言权。我对小徐怎样看，怎样处理，这完全是我们家的事情，别人无权干涉。你认为他是个好人，有什么证据？我认为他不好，有坐探的嫌疑，我看到证据了，电话号码就是证据。你赶快把春桥同志叫到我这里来，我有事想和他商量，我想听听他的意见以后再做决定，这里没有你发言的权利，更没有权利教训我。”
张春桥动作很快，10分钟左右就来到了钓鱼台10号楼。我把他引进大客厅，就退出来了。他俩都说了些什么，我不得而知。但是，他们很快就决定把小徐送到石家庄铁道学院学习。
从表面上看，这种决定无可非议，送小徐去学习深造是件好事。但是他们的目的是要让李讷和小徐分居两地，淡化他俩之间的感情，为离婚做准备，这就不可思议了。
李讷与小徐新婚燕尔，把小徐弄走，李讷的痛苦可想而知。李讷性格倔强，宁可忍痛割爱，也不再央求她的母亲。从此，李讷和小徐就永远地分开了。
李讷不幸地发现自己怀上了孩子。承受着精神上的煎熬和身体上的不适，她的神经衰弱症状愈发严重，情绪极度低落，对一切事物都提不起兴趣。她足不出户，食欲不振，夜不能寐，不得不依赖安眠药的剂量逐渐攀升。与此同时，她对母亲的态度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昔日的敬畏与尊重，转变为冷漠与抵触，对母亲的行为诸多挑剔，对她的话语充耳不闻，甚至不时引发争执。
印象深刻的事有这几件：
1972年初“批林整风”期间，江青突然向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开刀（也有整汪东兴之意），这股风来得很猛。有一天深夜，江青以到八一电影制片厂参观的名义，约了6名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到八一厂已是午夜时分，演职员们都已休息。江青命令把他们从被窝里叫起来，召开全体演职员大会。她不讲电影艺术，专讲“批林整风”的意义。主题是讲中央办公厅出了一个大坏蛋，他就是王良恩，是周恩来的大秘书（王良恩不是周恩来的秘书，而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权力大得很，九届二中全会6号简报出笼的责任，他是有份的（这是江青强加给王良恩的）等等。王良恩受不了这种政治高压，含冤自杀。这天早晨，汪东兴给我打电话，难过地说：“真糟糕，王良恩同志受不了压力，自杀了。江青同志起床以后，你报告她一下。”我报告江青以后，她高兴地说：“好哇！这就更说明了王良恩这个人有问题，这叫畏罪自杀，死有余辜！”此后，批王简报一批接着一批。一天，江青叫我把6期批王简报送到中南海给李讷看。我到丰泽园李讷的住处，看见她正烦躁地在屋里踱步。看到我后不耐烦地问：“你又奉江青什么命令到我这里来。我没有那么大谱，敢麻烦你杨大秘书一趟。”
我提问道：“这是在客套，还是在嘲讽我？”李讷以疲惫且红肿的双眼瞥了我一眼，回应道：“我是在讽剌她，而非你。不过是开个玩笑，无需过分认真。”
我轻声一笑，打趣道：“别拿我开涮了，你妈妈特地让我给你带来几份简报，让你看看。”
她接过了那份简报，草草地浏览了标题后，便怒不可遏地高声喊道：“让我看这些有什么用？！ ”话音未落，她便将简报从窗口抛出，纸片纷纷扬扬地散落至庭院之中。我赶紧说道：
“李讷，就算你不愿看，也别随意丢弃，要是丢失了几份，我恐怕难以向人解释清楚！”
“请转告她，今后无需再将此类杂乱无章之物展示于我，我对此早已深感厌烦。”李讷如此说道。
那时，我疑惑不解，她究竟在烦恼什么：是连绵不绝的政治风波，还是江青接连推翻的领导人？三月底至四月初的一个深夜，凌晨三点，李讷抵达钓鱼台江青的10号楼，迫切要求与江青见面。江青刚入睡，门口值班的人员告知：“江青同志刚刚休息，此刻打扰她并不适宜。”然而，李讷并未听取劝告，坚持进入楼内。我劝她：“江青同志的植物神经功能失调，睡眠质量不佳，您是知道的。此刻打扰她，恐怕她会一整天都无法入眠。若她因此怪罪，我们恐怕难以承受。请您现在返回，待她醒来后，我会向她汇报您的来意，并说明您昨晚曾到此拜访。若她同意您再来，我会电话通知您，感谢您的配合。若不然，我们恐怕会陷入困境。”
李讷语气坚定地说道：“你若是担心她夜间难以安眠，却似乎并不在意我同样会失眠。你只需让护士给我几颗安眠药，我即刻便会离开，以免给你们增添任何困扰。”
理应而言，李讷难以入眠，给予她几粒安眠药并无不妥。然而，江青曾下达严令：“李讷所服用的安眠药剂量过高，加之她目前正处于怀孕期间，未经我的许可，任何人不得再给她提供安眠药。若擅自为之，必按军法处置。”
面对江青的指令，我们不敢有所违背。因此，我对李讷说道：“江青同志曾特别指示，除非她亲自下令，否则我们不敢将安眠药交付给你。请你稍作忍耐，待江青同志起床后，我将立刻前去请示。恳请你能理解我们的处境。”
“让开！我要进去！”
今晚看来李讷若不见到江青，她是绝不会轻易罢休的。我于是上前拦住她，温和地说道：“请您先平复一下情绪，稍作等待。我将先让护士进去，唤醒江青同志。”李讷急促地喘着气，不耐烦地坐在沙发上等待着。大约过了两分钟，护士从江青的卧室走了出来，告知我们：“江青同志已经醒来，同意李讷进去。”
李讷面上未显喜悦之色，她步伐坚定地踏入其中。我抬手瞥了一眼时间，已是凌晨四点钟。
李讷踏入江青的卧室内未满十分钟，江青便急切地按响了铃铛，召唤秘书、警卫员以及护士。我们皆对江青卧室里所发生的一切感到困惑，急忙跟随她进入。只见江青身着睡袍，坐在床榻之上，李讷则坐在地毯上，两人均显疲惫之态。江青声音洪亮地斥责道：“瞧你这副模样，哪里有主席女儿的风范，简直像个蛮横的泼妇，立刻给我出去！”
李讷愤然斥责道：“你哪里有半分母亲的慈爱，你的心肠太过冷漠，对自己的孩子都如此无情，难道你只关心自己吗？我向你求借安眠药你都不肯，你难道不明白失眠的痛苦吗？你只顾着自己的感受！”
首次见她们母女争吵。
在众目睽睽之下，江青深感自身的母亲形象受到了亵渎，更痛切地体会到了那曾经位居一人之下、亿万之上“伟大旗手”的荣光与尊严的丧失，于是对李讷怒吼道：“立即给我离开这里！我再也不愿见到你！”
彼时，李讷已怀胎七月有余，腹部隆起，她坐在地毯上，喘息着，口中喃喃自语。
江青厉声对我们喝道：“你们还在观摩什么？难道是在观赏我们家的闹剧吗？这有什么值得一看的，赶紧将她给我带走。”
我温和地告诉李讷：“肖力同志，先行一步吧，后续有什么问题我们随后再讨论，可以吗？”
李讷语气坚定地表示：“绝不，若不提供我安眠药，我誓不离开。”
江青声音颤抖，语气坚决地说道：“将她抬出去，无需与她多费口舌。”
李讷身材魁梧，体重不轻，我们三人实在难以将她抬起。于是，我们又请来了两位壮汉，并搬来了一把宽敞的椅子，将她缓缓抬至椅上。三人合力抬，一人搀扶，费尽周折才将她移至门厅。经过一番耐心劝说，她才不情愿地坐上了汽车。
坐进车内，她深感即便从中南海匆匆赶来向母亲索取几片安眠药，亦未能如愿以偿，返回中南海后恐怕更是难以入眠。于是，她意识到必须另辟蹊径，再次尝试获取药片。当车辆行驶至百米拐弯处，李讷毅然决然地跳下车，坐在马路边，拒绝继续前行。无论司机贾德祥如何劝慰，她都纹丝不动。面对此景，小贾束手无策，只得再次返回10号楼，将我们召唤至现场。
春寒料峭的季节，凌晨显得格外寒冷。一个孕妇坐在冰凉的马路边上，谁见了都会心疼，何况她又是毛主席喜欢的孩子。
李讷见我们到来，便直言不讳：“她心肠狠辣，不肯给我安眠药，你们亦是如此，坚守原则，令人敬佩。今日若不给我药物，我便誓不罢休。”
我解释道：“您目前正处于孕期，过量服用安眠药对胎儿有害。请您先返回，待江青同志醒来后，我们再向她进行汇报。她曾下达了严格的指令，明确禁止为我们提供安眠药，对她的指示我们不敢有丝毫违背，还请您谅解我们的处境。”
李讷感慨道：“你的话我认同，我也能感同身受。但又有谁能真正懂得我的心情呢？若不提供药物，我绝不离开。”
面对无奈的局面，我毅然返回10号楼，鼓起全部勇气，给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拨通了电话，向他详细阐述了当前的情况，并恳请指示下一步应如何行动。
张耀祠略显无奈地表示：“江青同志与李讷同志之间的关系演变到如此程度，确实出乎我们的预料。若我现在同意提供安眠药，一旦江青同志得知，追究责任时，我该如何解释？再者，若李讷服用安眠药后出现意外，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我无法批准这一请求。请您劝她返回中南海，待天明后再做商议。”
我立刻感到焦虑：“她若不答应接受，便不愿离开，长时间坐在马路上出了意外，责任难以担当。不如给她一些安眠药，将她送回，这样看来似乎不会有太大问题。若江青同志追究责任，你我共同负责。难道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我真的无计可施了。”
张耀祠面露难色，终究是无奈地开口：“好吧，就给她几颗吧。”
我轻声说道：“张主任，非常感谢您的帮助，您已经休息了，我此番打扰，实在是有些过意不去。”
张耀祠笑着回应：“不必客气，你们同样也未曾安睡啊。”
我立即指令护士为李讷配发了三粒安眠药，她很快便安静地入睡了。
李讷离去后，江青接着沉入了梦乡，直至醒来。照例完成洗漱，享用早餐，随后步入办公室审阅文件。铃声响起，她唤我入内，并未提及李讷离去的细节。反而严厉地说：“提醒你们，我的睡眠十分珍贵，唯有主席之事方能唤醒我，他人切勿打扰。这，你们还记得吗？””
“记得。”我回答。
“李讷已至，何故扰我安眠？昨夜你犯下一严重过失，竟让那稚气未脱的孩童闯入我卧室喧嚣不止，你打算如何为之辩解？”
我阐述道：“李讷因失眠前来寻求安眠药，按照您的指示，我们未能满足她的请求，于是她试图进入您的卧房，我们费了很大力气才阻止了她。若她真的闯入，您岂不也会感到惊吓？由于我无法将她劝离，只好请护士唤醒您。若您需要批评，请直接对我，作为负责人，此事与同事无关。”
江青摇头晃脑地言道：“罢了，罢了，看在你初犯的分上，今后切莫再犯。即刻传达我的号令，自今日起，李讷不得踏入钓鱼台，亦不得进入我所居住的楼宇。我再也不愿见到她。若有谁擅自将她引入，我必究其责；若有谁胆敢违抗我的命令，我定将严加惩处。”
我把江青的命令报告汪东兴，请他通过警卫局通知钓鱼台各个大门。汪东兴听了以后，笑着说：“江青的命令能行得通吗？李讷是主席和她的孩子，她硬往钓鱼台闯谁能拦得住哇？我看行不通。江青的命令我可以传达，行不行得通再说吧，我看主席也不会同意江青这样对付他们的孩子的。”
江青的指令迅速传遍了钓鱼台的各个出入口，哨兵们以及警卫值班室的工作人员均一丝不苟地执行着任务。
某日，李讷竟至钓鱼台东大门，却遭哨兵阻拦，其理由乃系上级之命令。
她宣称：“我是江青之女，与母亲尚未断绝亲子情谊。今我来此探望母亲，谁敢阻拦？你们的上司又是何人？我要去见她！”
无奈之下，哨兵只得如实相告：“这是江青同志的指示，当前不得让您进入钓鱼台。我们不敢违背首长的指令，还请您予以谅解。”
李讷怒斥道：“懂我的人有几个？我看谁敢阻拦我，我就和谁较量！”言罢，她径直往内室走去。在这样的境遇下，又有谁敢上前拦她呢？
江青与李讷每次见面都争执不断。江青多次向我追问：“究竟是谁将李讷带入了钓鱼台？”我坦白回应：“实在无法阻止，毕竟哨兵不便采取武力。”
江青听后，无奈叹气，汗出如浆。
1972年5月，李讷喜得贵子，一个健康的男婴降生。我将喜讯告知江青，但她并未流露出喜悦之情。她既未询问母子二人是否安好，也未表示要亲自探望，仅仅是轻轻点头，淡淡地说：“我知道了。”
我特意提及：“李讷喜得贵子，江青同志升级成为外婆，心情一定很愉悦吧？”
江青语气平淡地言道：“生育子女，何须欢喜？在我看来，身为共产党员，生育子女实乃俗事。育儿养女，乃非党员之职责。党员一旦生育，便似在脖颈上系上了锁链，子女越多，锁链亦越沉重。党员生育非喜，实为忧患。至于我家女儿产子后，竟不许我以姥姥自称，此称呼何其不雅。‘姥姥’即意味着‘老’，她亦不称我为‘外婆’，而直呼我为‘奶奶’。至于对主席，她亦不称‘姥爷’，而仅称‘爷爷’。”
李讷喜得贵子，心灵得到了慰藉，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仿佛脱胎换骨。在孩子满月之际，她便迫不及待地来到钓鱼台探望我们，并携带着满满的喜糖。
李讷与我们愉快地交谈了一段时间后，随即前去探望她的母亲。大约过了十分钟，母女俩一同归来，但脸上并未显露出喜悦之色。那时，我们对于江青的举动感到费解：作为女儿的亲生母亲，在女儿诞下新生命之际，她为何不感到欣慰呢？
李讷身处母爱缺失，夫君亦未能给予足够慰藉，加之家庭责任的沉重，她那不易维持的良好精神状态很快便崩塌，此次更是雪上加霜。她连日常生活的自理都变得艰难，更不用说照料孩子了。儿子年幼时便被送往幼儿园，由警卫战士负责接送，归家后更是与战士们同吃同住。孩子不仅容貌俊美，且聪颖伶俐，言语能力出众。
一日归家途中，他瞧见一名孩童脚蹬小皮鞋，手握冰棍，仰起稚嫩的小脸对一位解放军叔叔说道：“叔叔，我不吃这冰棍，就算省下钱来，我也想买双皮鞋。”显而易见，这孩子既渴望品尝冰棍，又向往拥有一双皮鞋。那位警卫战士，尽管每月津贴仅有六元，却慷慨地用自己五分钱买来冰棍，递给了孩子。小家伙迫不及待地接过，连声道谢。他并非一口咬下，而是小心翼翼地用舌头舔食，那份珍视之情，令人心生怜悯。
李讷因病无法照看孩子，江青对此心知肚明。然而，对于这位外孙，她却选择了漠不关心，乃至忽视与照料。从出生到成长，这位小外孙从未得到过她的任何关爱，甚至在他幼年时期，她都未曾有过一次的拥抱。她对徐家的态度亦是如此，既轻视小徐，也对李讷与徐家的孩子抱持同样的偏见。
李讷与王景清
如今，李讷拥有了幸福的家庭，她的丈夫名为王景清，体魄强健，为人忠诚、老实，性格纯朴，家务操持得井井有条。尽管李讷身体欠佳，王景清对她关怀备至，体贴入微。两人情深意笃，共度平凡而温馨的时光，中央领导亦对李讷关怀有加。往昔，李讷的住处靠近合同医院，就医颇为便捷。然而，随着家的搬迁至远离医院之地，就医之路变得曲折，需先乘坐地铁，再换乘公交。李讷体型略显丰腴，上下车变得颇为不便。得知此情况后，中央领导特意为她安排了一辆小轿车，虽非专属，却确保了她就医出行的便利。对此，李讷满怀感激，对组织的关怀与照顾深表谢意。
江青与毛远新
毛远新是毛泽东的大弟弟毛泽民和朱旦华的儿子，1941年2月在新疆出生。1943年9月，毛泽民被新疆军阀盛世才杀害于迪化（今乌鲁木齐）。那时，毛远新只有两三岁，与母亲一起坐牢。1945年7月，朱旦华带着4岁多的毛远新来到延安。1951年，毛远新来到毛泽东身边。毛泽东、江青对待毛远新如同己生，精心抚养和培育。
毛远新的中学时代是在101中学度过的。他1960年考入清华大学，后转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成为哈军工的高才生。1965年毕业，按照毛泽东的谈话精神，毛远新到云南防空导弹部队当兵，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操炮手。
毛与侄毛远新
1966年9月，毛远新回到北京。毛泽东要他参加“文化大革命”，并希望他参加一个单位“文革”的全过程。于是，他去了哈尔滨，参加了哈军工的“文革”运动，并发起组织了“哈军工红色造反团”，成了当地的红卫兵领袖。
1968年5月14日，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他荣任副主任之职。此后，他历任中共辽宁省委副书记、沈阳军区政治部主任，继而担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以及沈阳军区政治委员的要职。
在“文革”动荡岁月，他曾三次担任联络员的职务：其中一次，他肩负起周恩来总理的联络重任；另一次，他致力于协调东北两派矛盾的解决；而最后一次，则是光荣地成为毛泽东主席的联络人员。
“我来教你们一句英语，‘三头牛，没有马骑’。”实则是在说“非常感谢”，此言一出，我们皆被他逗得忍俊不禁。每当他莅临北京，他总会将自东北带来的糖果分赠给每一位同事。
“杨秘书，是不是有些馋了呢？我给你点上一支。”我则轻轻摇了摇头。
江青对毛远新的态度时好时坏。时任江青机要秘书的阎长贵说：“毛远新做处理东北两派问题的联络员时，一天上午，江青看到毛远新，就夸奖起来了，十分高兴地笑着说：‘你是好孩子，留下来，做联络员好，好好做！'”
1968年末1969年初，江青怀疑她居住的11号楼内有窃听器，她没有告诉我们中的任何人，只叫毛远新在楼内各个角落秘密检查。有一天，江青出去开会，毛远新带着手电筒、小锤子、小钢锯，悄悄爬到二楼的顶棚检查。顶棚面积很大，又没有光亮，不好检查，他就拿着手电筒到处走动，到处敲打。我们听到这种奇怪的敲打声都感到很惊愕，我吩咐工作人员，循着声音去检查。一位工作人员发现二楼一间屋内的屋顶上能钻进二层顶棚的进出口没有盖好，随即进入顶棚。他发现了手电的光亮，就大声喊：“谁在里面？”没有回音，只看见手电的光亮晃来晃去。他又大声喊了一声才有了回音：“是我，我在进行安全检查，不要紧张，没有事，你下去吧。”他听到是毛远新的声音就放心地下来了。毛远新检查了两三天，也没有发现什么窃听器。这件事说明江青对我们工作人员都不信任，而对毛远新是很信任的。
江青喜怒无常，有时也表现在对毛远新的态度上。有一天，她从外面回来，一进楼门就问警卫员孙占龙：“现在李讷住这里吗？”孙占龙答：“这几天李讷没住这里，毛远新在这里住呢。”江青气呼呼地说：“他住我这里干什么？”
那时毛远新在江青的住处暂住，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也很自觉，从来没有给工作人员添过任何麻烦。他主动到钓鱼台机关食堂，和职工一起排队买饭，没有任何特殊。有一次，他回来晚了，机关食堂已开过饭，江青的厨师程汝明就用江青吃剩下的米饭炒了炒，用江青不吃的鸡蛋黄做了一个鸡蛋汤。按理说，孩子回家晚了，没有地方吃饭，吃一点大人的剩饭剩菜是情理中的事，况且就是占江青的便宜，这便宜也太小太小了。可江青知道后，却把程师傅狠狠地批评了一通，并责令他在党支部会上作自我批评，逼迫他作检讨，并下令说：“下不为例！”
程师傅不服，拒绝写检讨。我怕因小失大，事情闹大了不好收拾，力劝他写一份不疼不痒的检讨，应付一下。但是程师傅仍然不服，不写检讨。江青催我要，程师傅坚决不写，把我夹在中间，三个人都下不了台。我耐心地对程师傅说：“程师傅，你一点错误都没有，做得很对，你比我更了解江青这个人，好汉不吃眼前亏，看在主席的面子上，受点委屈就受点委屈吧，你不是也经常这样劝过我们吗？如果你觉得不好写，我替你写，你再抄一下，我递给她，行不行？”程师傅这才勉强答应。
江青拿到检讨后，把它举得高高地说：“我要是不叫他写这个检讨，他记不住。如果他今后再犯同样的错误，我就拿出这份检讨来示众，那就是重犯，你们知道吗？重犯是要罪加一等的！程师傅跟了我这么多年，他没有犯过错误，这次的错误犯大了，不写检讨就别想过这一关！”
毛远新在毛主席和江青身边长大，对他们有感情也是很自然的。毛远新有时写信称毛主席为爸爸，称江青为妈妈。在一般人看来，这也无可指责，但毛主席批评过他这样的称呼。程师傅对我说过：“有一次，主席批评毛远新，‘你的亲生父亲是毛泽民，你的亲生母亲是朱旦华，你的继父是方志纯。你怎么叫我和江青为爸爸妈妈呢？人长大了，也不要六亲不认嘛。'”江青却得意地说：“远新也当了几年省委书记了，在政治局会上我叫他同志，他也叫我同志，回到家里爱叫什么就叫什么。”
有一次江青在谈到主席和她的家庭时对我说：“常言道，清官难断家务事，这话不假。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一个家庭小有小的困难，大有大的难处。像我们这样一个家庭，主席几任妻子的孩子组成的家庭，毛远新也在这个家庭之中，要想搞得很和谐，不使主席分心或少分心，做到都没有意见，是很难很难的呀，我尽力去做就是了。”她还说：“一般的家庭是严父慈母，我们的家庭是一个特殊的家庭，与一般的家庭倒过来了，是严母慈父。我对孩子们无论是在思想上，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上要求是很严格的，批评多些，表扬少些；指责多些，对话少些；主席对他们却比较宠爱和宽松。所以，他们有些心里话愿意向主席讲，不愿意向我讲。远新这个孩子从小就很聪明，爱学习，头脑清醒，听大人们的话，对他不用多操心，我们操心的是李讷的工作、身体和婚姻问题。”
杨银禄
作者系中共中央办公厅老干部，曾任江青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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